为什么忽必烈率领蒙元部队攻打南宋都城临安的行军路线放弃已经控制的河南、山东开阔地带向南，而是选择从襄樊、广西绕了一个圈子。有历史学家说，是因为当时的河南、山东一带赤贫千里，没有足够的人口来补给军队的前进。

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而且我认为你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的解释——“河南、山东赤贫，无法承担大军南下的补给”——抓到了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把它作为忽必烈选择“襄阳—汉水—长江—临安”路线的主要原因，就不够准确。

更准确的理解是：

忽必烈不是“放弃河南、山东的开阔地带”，而是逐渐认识到：对于一个以北方骑兵为核心、面对南宋水网防御体系的军队来说，真正决定灭宋成败的不是“陆地上能走多远”，而是能不能获得一条能够持续供应大军的水运通道，并把北方的军事优势转化到长江流域。

而襄阳恰恰是这个转换点。

一、先纠正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如果你说的是1274—1276年忽必烈灭南宋、最终攻占临安，那么实际上元军并没有从河南、山东一路向南绕到广西。

真正的主攻路线是：

大都/中原 → 襄阳、樊城 → 汉水 → 鄂州 → 长江 → 建康 → 临安

1273年襄阳、樊城陷落以后，伯颜率元军主力就是从襄阳沿汉水南下，进入长江，再顺江东下。史料明确记载，元军“由襄阳顺汉水而下，入于长江”。(七蓝科技)

所以这条路线从地图上看确实不像最短的“中原—江南”直线，但它实际上是水路意义上的高速通道。

二、为什么不直接从河南、山东南下？

这里最重要的是不要用现代地图上的“距离”来理解13世纪战争。

今天我们看地图，会觉得：

河南、山东已经是蒙古的地盘 → 南下江苏 → 再进入浙江 → 临安。

似乎非常自然。

但13世纪的军事运输完全不是这样。

一支几万乃至十几万人的军队南下，真正的问题不是：

“人能不能走过去？”

而是：

“粮食、饲料、武器、军需能不能跟着军队走过去？”

尤其是蒙古军。

蒙古军最大的优势之一是骑兵。

骑兵最大的后勤负担恰恰就是：

马。

一名骑兵不仅需要人的粮食，还需要马匹的大量草料和粮食。

因此蒙古军越向南进入江淮、江南，问题越严重。

而南宋的地理环境恰恰是蒙古骑兵最不喜欢的环境：

河流、湖泊、沼泽、稻田、堤坝、密集水网、城镇。

江淮地区的水网还会进一步降低北方骑兵的机动优势。相关研究也特别指出，江淮地区密布河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蒙古骑兵优势，而南宋又能够依靠江浙地区向前线输送粮草兵员。(搜狐)

所以：

“开阔地带”对于蒙古骑兵而言，并不等于“适合长期进军”。

三、你说的“河南、山东赤贫”为什么又有道理？

这里其实触及了一个非常深的问题。

蒙古灭金以后，中原北方经历了长期战争。

特别是：

金蒙战争 → 蒙宋战争 → 南宋北伐 → 蒙古征服

几十年的战争连续发生。

人口、农业生产、城市和交通体系受到严重破坏。

所以如果忽必烈让几十万军队从北方一路向南推进，他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

“军队可以过去，但粮食跟不过去。”

的问题。

这就是你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赤贫千里”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

这不是说河南、山东完全没有粮食、没有人口。

而是说：

它们无法像南宋江南那样，为一支超大型远征军提供持续、稳定、低成本的后勤支持。

因此不能简单理解成：

“忽必烈发现河南山东没人了，所以只好绕路。”

更准确的是：

北方人口和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使蒙古军必须越来越依赖水运；而南方江河体系又使水运成为进入南宋腹地的最佳方式。

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襄阳”如此重要

这里才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襄阳不是简单的一座城市。

它的位置非常特殊：

汉水 → 长江

而且它控制的是：

中原 → 汉水 → 长江 → 江南

这一条巨大的交通轴线。

所以襄阳实际上是一个“转换器”。

蒙古军在襄阳以北：

可以发挥北方陆军、骑兵和步兵的优势。

过了襄阳：

可以把军队装上船。

进入汉水以后：

大量粮食、军需和士兵可以依靠水运向南移动。

进入长江以后：

整个江南水系就向元军打开了。

因此刘整向忽必烈提出“先攻襄阳”的建议，实际上非常高明。

史料记载，刘整认为蒙古军真正的问题是水战能力不足，因此建议大量造船、训练水军；忽必烈随后建立庞大的水军体系。到襄樊战争期间，元军已经能够制造数千艘战船并训练水军。(七蓝科技)

所以：

襄阳之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场攻城战。

它是：

蒙古帝国从“北方陆权帝国”向“陆军＋水军”的战争体系转变的关键。

五、这也是为什么忽必烈没有重复蒙哥的战略

这点特别有意思。

蒙哥汗时期，蒙古曾经尝试：

四川 → 重庆 → 长江上游 → 鄂州 → 江南

这实际上是一条更加西面的迂回路线。

但问题非常严重。

蒙古军进入四川之后，被山地、城堡和长江水系牵制。

蒙哥本人最终死于钓鱼城。

而忽必烈后来重新设计了灭宋战略：

不从最西边绕，而从中间打。

也就是：

四川 ← 牵制

襄阳 ← 主攻

两淮 ← 牵制

然后：

襄阳 → 汉水 → 长江 → 临安

中国社会科学网对这一战略演变的概括也很清楚：忽必烈改变蒙哥时期“取蜀出峡”的迂回路线，转而采取“中间突破、两翼牵制，然后沿江而下，直捣临安”的战略，而攻击重点就是襄樊。(中国社会科学网)

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战略认识变化。

六、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蒙古军并没有“放弃河南、山东”

恰恰相反。

河南、山东是蒙古帝国的后方。

它们承担的是：

提供兵员、粮食、马匹、军需和造船能力。

甚至元军的造船工作就不仅仅在南方进行。

史料记载，河南、山东等地都参与了战船制造；忽必烈逐渐建立起能够支撑南方战争的水军体系。(凤凰网)

所以更准确的空间关系应该是：

河南、山东

↓ 后勤基地

↓

襄阳

↓

汉水

↓

长江

↓

江南

↓

临安

这就完全不同于：

“蒙古放弃北方，绕道南方。”

实际上是：

北方负责生产和集结，襄阳负责突破，汉水和长江负责运输。

七、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南宋的防线

如果河南、山东南下真的那么容易，蒙古其实早就可以这样做了。

问题在于南宋不是一块空白地图。

南宋长期经营了一条非常复杂的北方防线。

大体可以理解为：

秦岭—汉水—淮河

构成南宋北部防御体系的重要骨架。

其中：

  • 西边是四川、秦岭；
  • 中间是襄阳、汉水；
  • 东边是淮河、江淮水网。

这意味着：

蒙古军可以在北方平原上非常强大，但一旦进入这些地理屏障，就必须改变作战方式。

因此襄阳才会成为整个南宋战争中的“锁”。

CCTV对这一战略的概括也指出，襄阳、樊城位于南阳盆地南端、汉水上游，是连接关陕、江淮、荆豫的南北要冲；元军取得这里以后，才真正打开了南下的战略通道。(央视网)

八、所以你提出的“人口补给论”，实际上可以升级成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我会把这个问题归纳成 五层原因：

第一层：人口与农业

河南、山东长期战争导致人口和生产能力下降。

所以：

不能把北方占领区简单理解成一个可以无限供给军队的粮仓。

这就是你提到的历史学家观点最有价值的部分。

第二层：骑兵后勤

蒙古军的核心优势是骑兵。

骑兵意味着巨大的马匹粮草需求。

进入江淮以后，这种优势逐渐转化为后勤负担。

第三层：南宋地理

江淮、江南河网密布。

南宋又有成熟的水运和漕运体系。

所以：

南宋的地理环境天然适合守军进行内线运输，而不适合蒙古骑兵进行长距离陆上远征。

第四层：襄阳是陆军向水军转换的节点

这是最关键的一层。

蒙古军不是简单地：

“绕远路。”

而是：

从陆路战争转换成水陆联合战争。

第五层：长江是战略高速公路

一旦突破襄阳：

汉水 → 长江

实际上就是一条巨大的天然运输通道。

元军可以把大量兵力、粮食和装备放到船上。

所以看地图会觉得“绕远了”，但从13世纪的运输成本来看：

这反而是最短、最快、最可靠的路线。

九、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是：战争的“最短路线”与地图上的最短路线完全不同

这是你这个问题背后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规律。

现代人看战争地图，很容易产生：

距离越短 → 行军越快 → 路线越合理

的直觉。

但前现代战争真正需要计算的是：

距离 × 地形 × 人口 × 粮食 × 水运 × 敌军防御 × 军队结构

因此：

1000公里有水运的路线

可能远远优于

600公里没有可靠补给的陆路。

而蒙古灭南宋最终形成的路线：

大都/北方 → 襄阳 → 汉水 → 长江 → 临安

实际上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

“用后方生产能力支撑远征军，用水运解决补给，用襄阳把陆战转化为水陆联合作战。”

所以如果把你提到的“河南、山东赤贫论”放在整个战略体系里，我会这样表述：

河南、山东人口与经济遭战争破坏，是蒙古不能简单依靠北方陆路一路南下的重要后勤背景；但忽必烈真正选择襄阳作为突破口的根本原因，是襄阳控制汉水—长江这一战略水运轴线，使蒙古军能够把北方的陆军优势、后方资源与南宋腹地的水运体系连接起来。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证：

1274年元军真正开始灭宋时，主力并不是从河南一路向东南推进，而是“襄阳—汉水—长江”。

这说明忽必烈在1270年代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灭南宋不是“占领更多北方土地”的问题，而是“取得进入江南的运输通道”的问题。

如果继续往下研究，我觉得最值得讨论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南宋能够凭借“秦岭—汉水—淮河—长江”这套地理体系抵抗蒙古40多年，而金国却只抵抗了蒙古十几年？ 这个问题实际上能把中国南北经济格局、人口分布、漕运、水系和军事制度全部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