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问题值得被思考

一个基督徒与其资本家的身份有没有冲突？ 不必然冲突，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非常深的张力。如果把问题问得更严格一些： 基督教并不反对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但它反对“资本”成为一个人的最终主人。 这两句话看起来接近，实际上差别很大。 1. 《圣经》并没有要求基督徒放弃财富 基督教历史上一直存在富有的基督徒、商人、地主和企业经营者。新约也没有提出“拥有私人财产本身就是罪”。 例如《圣经》并没有说： “富人必须把自己的财产全部交出来。” 相反，它讨论的是一个人如何拥有和使用财富。 所以从基督教伦理来看： 拥有资本 ≠ 贪婪。 经营企业 ≠ 剥削。 追求利润 ≠ 罪恶。 真正的问题是：资本在这个人的生命秩序中处于什么位置。 2. 真正的冲突发生在“资本主义精神”与基督教精神之间 这里需要把“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稍微分开。 一个人可以是资本所有者，但并不一定接受这样一种价值观： 人生的成功 = 财富最大化。 而这恰恰是基督教非常警惕的东西。 《新约》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紧接着谈到的就是上帝和金钱。 所以基督教真正反对的不是“钱”，而是： 把钱从工具提升为人生最终目的。 如果一个资本家认为： “企业赚钱，是为了让我拥有更多自由、承担更多责任、帮助更多人。” 这与基督教并不存在根本冲突。 但如果变成： “只要能够增加利润，什么都可以牺牲。” 那么冲突就非常明显了。 3. 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是“资本的所有权” 这里会出现一个非常深的基督教观念： 你拥有财富，但你并不是财富最终意义上的主人。 基督教传统中的“管家”思想非常重要。 一个企业家可以拥有100%的公司股份，但是从基督教的角度，他仍然可以被理解为： 受托管理这些财富的人。 于是问题发生了变化。 资本主义问： “这是我的资本，我怎样使它产生最大的回报？” 基督教进一步追问： “既然这些资本最终属于上帝，那么我为什么被允许管理这些资本？我应该怎样管理它？” 这会改变企业家的很多决策。 例如： 可以追求利润； 可以扩大企业； 可以积累财富； 可以投资； 可以竞争； 但不能因此认为： 员工只是成本； 客户只是提款机； 供应商只是被压榨对象； 环境可以无限牺牲； 欺骗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 人的尊严可以为了利润而牺牲。 资本仍然存在，但资本不再拥有最高的道德权力。 4. 有趣的是，基督教甚至可能非常适合解释“资本家为什么应该长期经营” 如果把视角再往前推进一步，会发现基督教伦理与一种长期主义的资本主义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兼容性。 ...

襄阳之战从开始发生冲突到蒙古军队完全控制该区域，持续了多长时间？ 如果把“襄阳之战”理解为蒙古开始对襄阳、樊城形成持续性军事压力，到两城最终陷落，通常计算为： 1267年开始，到1273年结束，前后约6年。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时间口径问题。 1. 1267年：真正进入长期围襄阶段 忽必烈在1267年采纳刘整的建议，把攻取襄阳、樊城作为灭宋战略的核心目标。随后蒙古军在襄阳、樊城外围展开军事行动，并逐步建立包围体系。 所以如果问： “襄阳之战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 一般可以取 1267年。 这并不是说1267年以前蒙古与襄阳完全没有军事冲突。襄阳所在的荆襄地区在宋蒙战争早期就已经是重要战场。整个宋蒙战争从1235年开始，川陕、荆襄、江淮一直存在长期战争。中国社会科学网也将宋蒙战争概括为1235年开始、持续数十年的长期攻防。(中国社会科学网) 因此要区分： 荆襄地区的宋蒙战争：1235年以后长期存在； 蒙古以攻取襄阳、樊城为核心的长期战役：通常从1267年算起。 2. 1273年：襄阳、樊城最终失守 1273年是决定性的一年。 蒙古军经过多年围困，最终取得突破： 樊城先陷 随后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 襄阳正式落入蒙古军控制 因此，从1267年至1273年： 约6年。 而且这6年并不是简单的“蒙古军在城墙下面坐着围6年”。 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蒙古逐渐完成了一个巨大的战略转换： 陆军围城 → 建立水军 → 封锁汉水 → 切断襄阳外援 → 水陆夹攻 → 攻陷襄阳、樊城。 学界通常把襄樊战役视为忽必烈灭宋战略的核心。忽必烈没有重复蒙哥时期“取蜀出峡”的迂回路线，而是采取中间突破、四川和两淮牵制、沿江东下的战略，因此襄樊成为整个战略的关键节点。(中国社会科学网) 3. 为什么这6年特别重要？ 因为如果只是看最终结果，会觉得： “蒙古军1267年围城，1273年拿下来，似乎只是一次漫长的攻城战。” 其实完全不是。 这6年实际上是蒙古完成战争能力升级的6年。 最初蒙古最擅长的是： 北方平原上的骑兵战争。 但襄阳面对的是： 城池 + 汉水 + 南宋水军 + 江南后勤体系。 蒙古如果不能解决水运问题，就很难真正突破。 因此刘整提出的思路非常关键：必须发展水军、造船，才能真正攻下襄阳。 到了襄阳陷落的时候，蒙古已经不是最初那支单纯依靠北方骑兵的蒙古军，而是形成了相当强的水陆联合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襄阳陷落以后，南宋的战略形势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 4. 可以把整个过程看成三个阶段 阶段 时间 核心变化 前期荆襄战争 1235—1266 宋蒙长期争夺荆襄 襄樊长期围攻 1267—1273 蒙古集中力量夺取襄阳、樊城 长江决战 1273以后 元军利用襄阳突破口进入汉水—长江体系 所以严格来说： ...

为什么忽必烈率领蒙元部队攻打南宋都城临安的行军路线放弃已经控制的河南、山东开阔地带向南，而是选择从襄樊、广西绕了一个圈子。有历史学家说，是因为当时的河南、山东一带赤贫千里，没有足够的人口来补给军队的前进。 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而且我认为你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的解释——“河南、山东赤贫，无法承担大军南下的补给”——抓到了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把它作为忽必烈选择“襄阳—汉水—长江—临安”路线的主要原因，就不够准确。 更准确的理解是： 忽必烈不是“放弃河南、山东的开阔地带”，而是逐渐认识到：对于一个以北方骑兵为核心、面对南宋水网防御体系的军队来说，真正决定灭宋成败的不是“陆地上能走多远”，而是能不能获得一条能够持续供应大军的水运通道，并把北方的军事优势转化到长江流域。 而襄阳恰恰是这个转换点。 一、先纠正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如果你说的是1274—1276年忽必烈灭南宋、最终攻占临安，那么实际上元军并没有从河南、山东一路向南绕到广西。 真正的主攻路线是： 大都/中原 → 襄阳、樊城 → 汉水 → 鄂州 → 长江 → 建康 → 临安 1273年襄阳、樊城陷落以后，伯颜率元军主力就是从襄阳沿汉水南下，进入长江，再顺江东下。史料明确记载，元军“由襄阳顺汉水而下，入于长江”。(七蓝科技) 所以这条路线从地图上看确实不像最短的“中原—江南”直线，但它实际上是水路意义上的高速通道。 二、为什么不直接从河南、山东南下？ 这里最重要的是不要用现代地图上的“距离”来理解13世纪战争。 今天我们看地图，会觉得： 河南、山东已经是蒙古的地盘 → 南下江苏 → 再进入浙江 → 临安。 似乎非常自然。 但13世纪的军事运输完全不是这样。 一支几万乃至十几万人的军队南下，真正的问题不是： “人能不能走过去？” 而是： “粮食、饲料、武器、军需能不能跟着军队走过去？” 尤其是蒙古军。 蒙古军最大的优势之一是骑兵。 骑兵最大的后勤负担恰恰就是： 马。 一名骑兵不仅需要人的粮食，还需要马匹的大量草料和粮食。 因此蒙古军越向南进入江淮、江南，问题越严重。 而南宋的地理环境恰恰是蒙古骑兵最不喜欢的环境： 河流、湖泊、沼泽、稻田、堤坝、密集水网、城镇。 江淮地区的水网还会进一步降低北方骑兵的机动优势。相关研究也特别指出，江淮地区密布河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蒙古骑兵优势，而南宋又能够依靠江浙地区向前线输送粮草兵员。(搜狐) 所以： “开阔地带”对于蒙古骑兵而言，并不等于“适合长期进军”。 三、你说的“河南、山东赤贫”为什么又有道理？ 这里其实触及了一个非常深的问题。 蒙古灭金以后，中原北方经历了长期战争。 特别是： 金蒙战争 → 蒙宋战争 → 南宋北伐 → 蒙古征服 几十年的战争连续发生。 人口、农业生产、城市和交通体系受到严重破坏。 所以如果忽必烈让几十万军队从北方一路向南推进，他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 “军队可以过去，但粮食跟不过去。” 的问题。 ...

即使你给了更长的时间，但是，并不能保证可以活那么久。现在的问题是，当极度透支了挣钱能力后购买的已经大幅缩水的房产后，每偿还1块钱，将经历极大的精神痛苦。 挣钱不易，而且是偿还的是极其荒谬的负债。房产市场价值100万，偿还的是200万的债务。既然债务是通过房产抵押的，那么，放弃抵押物，不再偿还债务才应该是最优的选择。延期债务年限，只会是增加债务的成本，将余生锁定在遥不可及的挣扎之中。 企业化债是通过延长年限来掩盖财务报表上的危机，显然，是没有其他更多的办法了。

七月半是鬼节，客气的叫法是“中元节”。 卖钱纸的摊位摆上了夜市。到香烛店买一袋子钱纸，5个品种，合计17块。过了晚上8点，带上打火机到街角的绿地，用粉笔头画了三个圈圈，点燃钱纸就开始祷告。 “保佑自己买的股票明天开盘大涨，兄弟姐妹身体健康，孩子升学顺利，先人们在那一头打麻将赢钱！” 不关乎买钱纸花了多少钱。拜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自己的亲人。在此，只是招呼一声，我们都还惦记着他们。

在一台服役超过15年的ThinkPad上，风舵1号的代码终于跑通了。三个月的回溯交易实现了可观的盈利。 憧憬从来都没有过如此的真实。在跌跌撞撞的大半个人生中，所有的预演都是在老师撰写的教科书里。无论验算过多少遍，都只是别人的故事，别人的场景。 这一次，堆叠在数学公式中的程序终于站上了数据的基石，没有陷入亏损的沼泽。在实盘的搏杀中亏掉了父亲几十年里积攒遗留下来的九万块钱。终究还是要感谢抠门的父亲，他一辈子的节省铸就了我最强有力的风控策略。 父亲在汽运公司当了一辈子货车司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待家人，他从来都不会乱花一分钱。家里的床架、躺椅、拖把、撑衣杆，都是父亲利用单位里捡回来的边角余料做的。 正是这种紧迫自己手脚的习惯，迫使赤手空拳的我在血雨腥风的市场中存活了下来。这就是穷投机带来的好处。 厉行节约的人，基本上属于不具有掌控获取财富规则的人。他们也许并不缺钱，但是，他们是财富的被动获取者。没有创造财富过程的控制权。“节约”是他们主动控制财富唯一的方式。 有些人做一件工作有可能就是做一辈子。还是很小的时候，常常到巷子口做板龙，转八坨的那些老头，后来巷子拆了，他们也都不见了。他们一定不会是去别的地方换了其他的工作。他们一定是将自己的买卖手艺一直做到老，做到做不动，做到最后死去。 最近，对于必需做一些全新的事情总是感到心惊胆颤，不是那种力不从心，而是从心底发出的害怕，是发自内心的害怕去做一件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在一张非常老旧的汉阳龟山—那时候还被叫做大洪山—的老照片上，山坡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庙，特别的显眼。在旧时候的江南，大多都是以木草为生活能源，每年春生，取之不竭。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能源消耗的多元化，对于能源的需求成几何级数增长。随着时代的脚步，煤炭、石油、核能接踵而至。 现在正在发起的新能源革命，既不依赖煤炭，也不依靠石油，各种可再生方式提供的电能拼命挤占市场。能源的价格变得越来越便宜。 各种能源都要转换成电能，通过电网提供给消费者。现在电力的供应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日渐老化的基础电网。那么，电能的使用过程有没有可能脱离电网？就像当年买煤炭，买汽油那样，使用能源的过程并不需要供应网络的支持。 光能通过储能方式向电动汽车的电池供电，电动汽车的使用就可以脱离电网的限制。 从原则上来讲，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在极端专业化的领域里面基本上不会采用“原则性”这样的正确而又无用的处理方式。 你去加油站，工作人员问， “您加几号的汽油？” “原则上来讲，应该加95号汽油。但是为了节省点油费，加92号的也可以。” 如果这样的问题放到F1的围场里，给赛车加E10号汽油，是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琢磨着将刚创建的期货指数推荐出去。但是，已经陈旧的圈子，筛来筛去，也不知道可以对谁说。每个人都在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从事着自己的交易，有点像是成年人在打电动游戏。大妈们，她们笃信，自己有着更灵活的姿态，进进出出可以赚得更多。 决策，以前是领导或职位更高的人担当的责任。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依靠庞大复杂的运算系统。程序的启动，运行中的参数以及程序的正常退出都是由系统自动生成，当然，最高权限的stop命令，需要由具有决策权的人来执行。 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程序所拥有的权限会越来越高，而个人对于权限的控制力会越来越狭窄。这样一来，世界已经朝着在放飞自我的道路上滑行。 自动化交易系统启动以后，敲击键盘的双手忽然就变成了无所事事的状态，三秒钟一个滑屏的社交app，所有的人都在寻求简单暴富的方法。转念间，也许可以用翻书来打发时间。 现实多无趣，历史就必然有多无聊。 孔子撰写了《春秋》刘向命名了《战国》，历史就定义在了春秋与战国之间。和平发展沐春秋，强取豪夺鲸战国。古往今来，摇摆的世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来年，过了小寒。一天中午，林松想起来给国祥发个微信， “国祥，你的身体恢复得好些了吗？” 到了傍晚新闻联播要结束的时候，收到了回复的消息， “你好！我老公于2025年10月30日去极乐世界了，感恩挂念。” “多加保重！” “谢谢！” 国祥，他是一个好人。 昨夜下了雪，如此大寒，一年就完整了。

如果您有任何好的建议，请告诉我！

写作，从来不是关于你自己。它是关于你能否用文字改变这个世界——哪怕只是改变几个关键人物头脑中的那一小片天地。这或许听起来有些冷峻，但或许，这正是学术写作最真实的规则。 教师并非真正的读者，他们因职责所在而阅读你的文章；真实世界的读者却对你毫无义务。同样，“填补知识空白”这一陈腐目标，在知识无限扩张的今天已显得苍白——真正重要的是去解决读者眼中那些“昂贵”的问题。而跨学科写作之所以步履维艰，正是因为一旦无法明确“读者是谁”，写作便如同在黑暗中盲目射击。 麦金纳尼毫不讳言地指出：写作，本质上是一场关乎学术权力的游戏。它并非关于自我坚持，而是对权力结构的洞察与回应——找到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给予他们真正在意的东西。这看似是一种妥协，实则是一种犀利的生存智慧。 教授提出，写作是为了重新建立思考的逻辑。文章要让别人看，必须要有实用价值。 要强调重要性。为什么重要？或者说，什么是重要的？ 知识是重要的，那什么是知识？就是被群体所定义的关于知识的共识。不是由个体所提出并定义的。 专业写作不是将你的想法传递给读者，而是要改变读者的想法。 西方学术界有一条规则：任何内容都不会被接受为知识或理解，除非经过有能力挑战它的人的质疑。 你的读者肩负着质疑你观点的专业使命。 这些人究竟凭什么能够定义什么是知识？ 教授说，因为我懂。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事实。 教授倾向于将学术对话视为一种边走边排泄的过程。 积累模型假定一切都是正确的。教授认为当前许多想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只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但我们并不清楚更好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确实很想知道答案。但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直面我们公认的知识系统。这个过程可能令人不适，但规则就是如此。 提升写作水平的建议： 每周投入15分钟，选取你专业领域的文章，打印成纸质版本，仔细阅读并圈出文章中所有能为读者创造价值的词语。完成两件事。 其一，训练自己识别创造价值的规矩；其二，把每个关键词都记录下来，整理出一份宝贵的词汇表。 每个专业领域都有其独特的语言规律，你要进入的圈子都有各自的规矩，一套体现价值的用语体系，你必须了解所在圈子的规矩。 如果你不了解圈子里的人，你很难创造价值，也很难具有说服力。因为说服力取决于对方的疑虑。仅仅了解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当然，了解专业知识是前提）。 教授要求学员：找出你所在圈子里的掌权者，然后投其所好。（这样的教导方式，在西方的学术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教授认为，写书的意义在于推动学术交流，不是锁在抽屉里。写作的任务是让对话持续进行，而不是永远保留所有内容。你写的东西中总会有一些最终会被淘汰舍弃，这并非坏事。说什么能确保作者思想永存？不，根本做不到。 写作是让作者更清晰地理解想法和概念的方式。水平轴线，水平轴线，水平轴线…… 你的写作是通过抒发个人情感来与世界互动的一种方式吗？ 是的，但不是通过抒发个人情感或表达想法，而是通过改变他人的思维方式。这才是你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写作是作者锻炼思维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一种途径。这种观点对学生群体有多片面吗？这是作者享受个人激动，以及传达个人想法和情感所带来的满足感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预见，知识将彻底外在化。对于认知者而言，无论他们在知识过程中处于何种位置，那个关于知识获取的古老原则，认为知识获取与心智培养密不可分。甚至认为个人成长的理念正在过时。 利奥塔提出的观点是，知识已不再局限于个人头脑内部，而是存在于头脑之间的外部空间。 知识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与他们所供应与使用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你与自身知识的关系。正逐渐且日益呈现出采取早已存在的形式，即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形式，与他们所生产和消费商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价值形式。你与自身知识的关系，就如同农民与小麦的关系，或矿工与煤炭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就是价值形式。 现在讨论一下具体的词汇： Anomaly（异常）, inconsistent（不一致）, but, however, although（虽然） 以上的词汇有着共同的特点，制造紧张感（tension），挑战（challenge），矛盾（contradiction），红色报警（red flag） 就是不稳定性（instability），这是一种通用的讨论方式。 有些现实问题，正是读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虽然这未必是读者亲身遭遇的问题。要在特定读者群体中找准问题，这与泛泛的背景介绍或概念定义完全截然不同。接着就要提出解决方案。 教授认为，问题主要有两个特征： 第一，情况必须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你需要营造出一种不稳定的氛围。比如这些词，but，however，inconsistent，although，anomaly。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言，强调连续性与一致性。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读者实际上在寻找充满不稳定性，矛盾性和张力的表达。读者在寻找能够显示不一致性的内容，作者却使用了强调连续性的表述。你这样做干扰了他们的写作和阅读流程，他们的阅读速度变慢，感到困惑，甚至开始烦躁。他们可能只读两段就放弃了。 第二，成本收益表述。很多时候，你需要使用特定的表达方式向读者表明，这种不稳定性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这不是针对您个人，而是针对他们的问题。或者换个角度来说，这种不稳定性一旦得到解决，就能为他们带来实际益处。 教授认为，我们是在不稳定中前行，而非稳定中。这其中差别很大。 一个例子： 自希罗多德时代起，历史学家们就一直记述各类事件。重大事件历来是叙事历史的核心内容，他们并非在交代背景，而是在构建问题框架。这两种做法的差异可谓天差地别。 然而，尽管事件在历史叙事占据重要地位，事件本身却很少作为伦理范畴受到深入审视。那么，这能否构成一个问题？这样的表述是否体现了问题导向？ 教授认为，从未有人深究过“事件”这一概念的真正涵义。这显然是个认知盲区，但在某些学术圈子里情况却不同，学者们使用的概念范畴连自己都未能理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完全理解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实则连这些概念的核心要义都未能把握。这种情况相当危险。（教授也没有讲明“事件”的真正的涵义） 那么作者接下来要阐述什么？ 那些沉醉于事件偶然性与独特性的传统叙事史学家通常都原则性地拒绝进行明确的理论构建。是在讨论背景吗？不对。那是什么？ 学术群体，叙事史学家，他们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历史社会学家及少数派史学家转向社会科学领域，试图摆脱政治叙事霸权，普遍轻视单纯事件研究，转而探寻历史变革背后的普遍因果规律。他们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界定学术群体。他们正在划分学术派别。 这里列举了两个存在问题的学派，传统叙事史学家与基本上其他所有的史学家。就用这两句话，他界定了存在问题的学术群体。 想了解更详细的阐述吗？可以取读萨伊德《东方主义》的导读部分，他在其中划分了九个学术派别。 跨学科研究有个难题，读者群体是谁？ 试着组建一个评审委员会，包含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分属不同学科背景。这时就要格外谨慎。人选对了？那再好不过。要是人选错了？那写作过程就是一场噩梦。 比尔的做法就很明智。他明确知道自己要面向两类读者，并在文章开头就明确点出，这就是一流的实用写作技巧。关键要理解写作的功能性，而非表面形式。重要的不是条条框框，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实际功用。 总结该模型 教授见过最出色的问题构建范例之一。几位经济学家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引言，层层递进地构建了问题框架，这样的做法，他几乎从未见过。 一张图表，引言里通常不会出现图表。知道这个图表怎么回事吗？它是错的。这就是问题所在，用图表来构建问题？真是绝了。留意他们的方式，处理得多么谦逊得体。这篇文章确实写得相当出色。 还有，差距风险问题，差距与误差等。 如何完美诠释回归我们最初的起点？ 《墨西哥独立革命运动》文章首段指出，1810年的伊达尔戈起义标志着相关冲突的肇始，这次冲突最终使墨西哥在1920年获得独立，并引发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这些影响持续数十年，贯穿整个民族国家时期。殖民统治结束之际，充满争议的进程随之展开。 这是什么意思？任何人看了都会说，这不过是背景介绍。他只是在提供历史背景，对吧？不对。请看下一段开篇内容。 刚才的解释实际上提出了挑战，一个根深蒂固的墨西哥历史认知。这个观点确实非常开放包容。约翰·图蒂诺在学术界的地位足够稳固，因此他敢于直言不讳：诸位同仁，你们的观点都是错的。他在第二段中详细阐述了那些错误的观点。在第三段开篇的部分，本文旨在提出一种不同的解读视角。 他的论述策略是：首先提出既有的历史认知，接着表明这一观点挑战了学界普遍认知。现在他在本文中明确表态：我将要论证的是…… 需要注意的是脚注，脚注中的讨论有助于阐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不确定性。正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 一位审稿专家指出，作者的研究结论颇具争议性。这就好比说，约翰，你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吗？你的研究显示，这个学术圈对于伊达尔戈起义的传统认知全是错误的。（对于传统认知进行错误认定是一件风险极大的工作） 研究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个关键问题在论文中位于何处？就在开篇第一句。这正是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的关键区别。 当你沉浸与写作的过程时，当你把作品交给读者时，自以为是的写作形式，极有可能干扰读者的阅读体验。你必须明确提出你的核心问题，必须通过写作过程来完成思考。但你越能学会调整写作方式，为读者考虑，你就约成功。写作过程对你来说就越不痛苦。 写作这件事，可能极其困难，简直残酷无比。 课程由芝加哥大学拉里·麦金纳尼教授讲授 [email protected]